按照他们的想法，都到了现如今这个时候了，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呢？如果要是继续管那么多的话，那么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，我们必须得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才行，如果要是搞不清楚这个事的话，将来的时候对我们可没有半毛钱的好处，所以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，我们必须得明白自己现在在干什么。

    对于他们想干的这些事情，谢燕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，你们到底该怎么选择？这个时候也就把你们的本性给暴露出来了。幸亏你们在国内的时候暴露出来了，如果要是老子带着你们去了美洲，那个时候把有些产业交给你们负责，你们才把这个贪婪的性格给暴露出来。现在亏的是国民政府的钱，那个时候可就是亏的老子自己的钱了。

    戴老板的办公室里，檀香燃得极淡，一缕青烟袅袅升腾，在斜射进来的午后阳光里浮游不定。他坐在紫檀木太师椅上，左手捻着一枚温润的田黄石印章，右手则轻轻叩着案头一封刚拆开的密电——电报纸边已微微泛黄，墨迹却极新，是山城军统特勤处今晨七时三刻用“松涛”密码本译出的，落款处盖着一枚朱砂小印：“渝东站·急呈”。

    谢燕来没署名。

    但戴老板只扫了一眼抬头那句“据线报，倭寇‘千鹤计划’核心组员已于本月十八日潜入沪上，化名‘陈砚生’，现居虹口百老汇路三十七号后巷民宅”，便将印章搁下，指尖在“千鹤计划”四字上缓缓划了一道。

    千鹤。

    不是代号，是日本陆军省情报本部战时绝密行动序列编号——专司战败前夜之本土焦土布防、敌后爆破、政要暗杀与中枢档案焚毁。此前军统截获过三次零星片段：一次是华北方面军后勤处长醉后吐露“千鹤衔火，不落青天”，一次是伪满宪兵司令部烧毁未尽的卷宗里夹着半张手绘地图，标注着“金陵、汉口、重庆三地‘鹤巢’预设点”，最后一次，则是上月在厦门港缴获的日籍商船“扶桑丸”货舱夹层中发现的六枚改装定时引信，外壳刻着微缩鹤纹。

    可谁也没想到，他们真敢把千鹤的头，按进山城眼皮底下。

    戴老板没叫人。他亲自起身，从书柜第三格取出一只黑漆描金匣子，掀开盖，里面没有枪，没有毒药，只有一叠薄如蝉翼的素笺，笺角压着一方青玉镇纸。他抽出一张，用狼毫饱蘸浓墨，在右下角题了四个字：“速查陈砚生。”

    笔锋收住时，墨珠悬而未坠。

    他将笺纸对折两次，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信封背面用朱砂画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鹤——单足立于嶙峋石上，喙尖滴血。

    这是军统内部最高级别的“鹤唳令”。自民国二十三年设立以来，仅发出过七次。前六次，目标皆于七十二小时内伏法，其中四人死于刑讯，两人死于“意外”，无一例外，全系日军在华最高阶战略情报官。而执令者，非谢燕来莫属。

    戴老板唤来副官：“把这个，亲手交给谢处长。告诉他——千鹤若鸣，山城必焚。他若失手，我亲自去坟前点香。”

    副官额角沁出细汗，双手接过信封，脊背绷得笔直。他不敢问为何不派别人，更不敢问为何偏偏是谢燕来。因为他知道，谢燕来三个月前刚从上海回来，身上还带着苏州河的水腥气与提篮桥监狱铁门锈蚀的味道；他知道谢燕来亲手枪毙过三个“投诚”的汪伪特工，子弹全打在眉心，连补枪都不用；他还知道，谢燕来审人从不用刑具，只让人坐进一间四壁铺满软垫的屋子，关灯，点一支蜡烛，然后静静看着对方数烛泪滴落——数到第七滴，多数人便开始交代。

    可这次不一样。

    副官捧着信封穿过长廊时，听见西厢房传来瓷器碎裂的脆响。他脚步顿住。那是谢燕来的办公室。门虚掩着，缝里漏出半截灰布中山装袖口，袖口沾着一点暗褐色，像干涸的血，又像陈年茶渍。

    门内，谢燕来正俯身拾捡地上青花瓷片。那只杯子是他从上海带回来的，杯底有“光绪廿三年御窑监制”字样。昨夜他梦见自己站在外白渡桥上，黄浦江雾浓得化不开，雾里有个人影朝他招手，穿藏青学生装，头发剪得极短，左耳垂一颗痣。他想追，脚却陷进湿漉漉的柏油路里，越挣扎，陷得越深。醒来时，枕畔湿了一片，不知是汗，还是别的什么。

    他将最大一块瓷片捏在指间，边缘锋利，轻轻一按，掌心渗出血丝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副官叩门。

    谢燕来没应声，只将瓷片往袖口一擦，血混着茶垢抹开一道褐痕。他直起身，整了整衣领，才哑声道：“进来。”

    副官递上信封。

    谢燕来没拆，只用拇指摩挲着信封背面那只朱砂鹤。鹤喙的血点尚未干透，微黏。

    “戴先生说，千鹤若鸣，山城必焚。”谢燕来忽然开口，声音平得听不出起伏，“可您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千鹤根本不想鸣呢？”

    副官一怔，没接话。

    谢燕来却笑了，笑得极轻，像两片枯叶擦过：“鹤若不鸣，是病。病鹤，比鸣鹤更可怕。”

    他终于拆开信封，展开素笺。目光掠过“速查陈砚生”五字，停在笺纸背面——那里用极细的蝇头小楷补了一句：“另，沪上‘青鸾’昨夜发来密电，称‘陈砚生’左耳垂无痣，右耳垂有旧疤，形如新月。疑为替身。真身或已抵渝。”

    谢燕来指尖一顿。

    青鸾。

    军统安插在76号最深处的钉子，代号“青鸾”，三年前由谢燕来亲手发展，此后再未露面，只以单线密电联络。连戴老板都只知其存在，不知其名姓、性别、职司。唯谢燕来知晓，青鸾每发一次电，必在末尾缀一朵银杏叶简笔画——因那人曾是北平女师大生物系学生，最爱银杏，总说叶子落地时，脉络像摊开的地图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昨夜梦里那人的左耳垂——痣。

    可青鸾说，陈砚生右耳垂有疤。

    谢燕来慢慢将素笺对折，塞回信封。他走到窗边，推开糊着毛玻璃的木棂。窗外是军统总部后院，几株老槐树枝叶繁密，树影斑驳，树下两名便衣正低声交谈，一人抬手，袖口滑落，露出半截蓝布绑腿——那是川军旧制，而如今军统里，穿这种绑腿的，不足二十人。

    他盯着那截绑腿看了三秒，忽道：“告诉戴先生，陈砚生不必查了。”

    副官愕然：“可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要查的，是这二十个人。”谢燕来转过身，脸上笑意尽消，唯余一片沉静的寒潭，“从今天起，凡佩戴蓝布绑腿者，无论职务高低，每日申时须至稽查处报到，脱鞋，解绑腿，验脚踝内侧是否有一枚铜钱大小的褐色胎记——青鸾亲口所报，千鹤核心成员，脚踝胎记为唯一不变标识。”

    副官喉结滚动：“这……怕是不合规程……”

    “规程？”谢燕来踱至办公桌前，拉开最底层抽屉，取出一本薄册，封皮无字，只烫着一枚模糊的鹰徽。他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，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日期、地点、死因。最新一条写着：“周慕云，原军统渝南站站长，三月十七日，车祸，脑浆迸裂。”

    谢燕来用钢笔在“周慕云”名字旁重重画了个叉，墨迹洇开，像一滴凝固的血。

    “周站长死前，正在查一笔账——去年十月，军统向沪上某古董商采购‘清乾隆粉彩百鹿尊’一对，价白银三万两。可海关记录显示，该商船入境时，舱单上只有‘景德镇粗瓷碗三百件’。三万两白银，去了哪里？”

    他合上册子，推向副官：“你拿去给戴先生看。顺便告诉他，我谢燕来不是查陈砚生，是在查——军统里，到底谁的耳朵上长着痣，谁的脚踝上带着胎记，而谁，正把千鹤的鹤羽，一根根插进军统自己的冠冕里。”

    副官捧着册子退出时，谢燕来已重新坐下，提起笔，蘸墨，开始写另一封信。信纸是寻常竹纸，字迹却极工整，一笔一划，力透纸背：

    “阿沅台鉴：

    久未通音，甚念。沪上秋凉，梧桐叶落满街，犹记少时共拾银杏于北海桥畔，你总嫌我挑的叶子不够黄，偏要踮脚去够高枝。今山城亦雨，檐角滴答，恍若当年。

    近闻故人有恙，耳垂生痣，状如米粒，疑为旧疾复发。医嘱静养，忌怒，忌劳，尤忌与耳垂无痣之人同席饮茶。此症虽微，然脉象隐涩，恐涉肝胆。望珍重。

    另，银杏叶已托人捎去，附笺三张，空白。你若愿写，便写；若不愿，便烧了它。只是莫让风，吹散了。”

    信写毕，谢燕来并未封口，只将信纸平铺于案，任窗外雨丝斜飘进来，洇湿右下角一小片纸。他凝视着那片水痕，渐渐扩散，漫过“阿沅”二字，像一滴迟到了十年的泪。

    此时，院中槐树上，一只灰雀扑棱棱飞起，翅尖掠过二楼窗口。谢燕来目光追去，直到雀影消失于铅灰色云层。他缓缓抬手，解开中山装最上一颗纽扣，露出锁骨下方一道寸许长的旧疤——形如新月，边缘微凸，正是青鸾描述中，陈砚生耳垂疤痕的形状。

    他竟真的有。

    谢燕来垂眸，将信纸翻转，背面朝上。那里，他方才用极淡的铅笔，勾勒了一只小小的、振翅欲飞的鹤。鹤足之下，并非嶙峋石，而是一枚铜钱大小的褐色印记。

    雨势渐大，敲得瓦檐噼啪作响。

    西厢房隔壁，情报分析科的灯光亮着。年轻科员正将一份刚译出的日伪电文钉在公告板上，标题赫然是：“千鹤计划第二阶段启动：‘鹤唳山城’即日施行”。他转身去取图钉，未留意自己蓝布绑腿下，左脚踝内侧，一点褐色胎记正随着走动微微起伏。

    而此刻，谢燕来抽屉深处，那本无字鹰徽册子最末页，一行新墨迹正缓缓浮现，字迹与他方才写给“阿沅”的信，如出一辙：

    “谢燕来，代号‘白鹤’，千鹤计划中方联络人，隶属‘鹤巢·山城分舵’。履职三年，策反军统高官七人，提供核心情报四十三份，销毁证据二十九宗。脚踝胎记，左，新月状。耳垂痣，右，假。”

    墨迹未干。

    窗外一道惨白闪电劈开浓云，霎时间照亮整座山城军统总部。电光映在谢燕来脸上，明暗交错，他瞳孔深处，一只银杏叶脉络般的地图，正无声燃烧。